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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资产证券化的法律问题浅析
我要投稿 论文查重 时间:2018-05-07 来源:现代经济信息
摘  要:资产证券化自70年代在美国诞生以来,逐渐崭露头角,作为金融创新工具,尚存法律问题值得浅析。本文拟就资产证券化的概念和交易结构入手,对该问题的域外和我国现状进行分析,及对我国法制环境和完善作出提议。
关 键 词:资产证券化 法律制度 完善
作  者: 吴蕊
单  位: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正  文:

资产证券化是指以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为支撑,在资本市场发行证券进行融资,对资产的收益和风险进行分离与重组的过程。系发起人将缺乏流动性但在未来能产生可预见现金流的资产组合转让给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由SPV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分离重组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并增加资产的信用,由此作为支撑,转化成由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担保的可自由流通的证券,销售给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过程。
一、域外资产证券化的法律现状
英国为欧洲抵押证券市场最大的国家。美国是资产证券化最先出现和最发达的国家。亚洲国家中,住房抵押贷款是最早进行证券化的资产,香港的资产证券化诞生于1994年,在1995年9月后市场陷入沉寂。然而,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促使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二、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法律现状
1、设立SPV的法律环境
我国《银行法》明确禁止银行进行非银行业务,因此不允许原始权益人(办理抵押贷款的商业银行)设立子公司的形式作为SPV机构设置。我国可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将SPV定义为有限责任公司,在其业务范畴内进行特殊目的载体的业务,连接起原始权益人和市场上投资者,将金钱债券转化为证券形式来进行融资。另外,我国内陆法也可借鉴香港按揭证券公司的模式,设立国有独资公司作为SPV。
2、信用增级与证券资信评级的法律环境
在SPV转债权为证券进而出售给市场上一般投资者的过程中,资信评估机构、担保机构、投资银行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我国,专门的金融担保机构刚刚出现,且因此限制了政府对资产的担保,从而影响了目标资产的信用增级程度。
三、资产证券化的制度缺陷及完善建议
1、新型证券化工具欠缺法律规制
    在我国还没有针对性的法律存在对其加以规制,在操作层面主要采用规制类似机制的法律,但因资产证券化独有的机构设置和运作模式的存在,现有法律并不能十分适应,且伴随着产生的问题也无法通过现有法律进行解决。另外,SPV机构的法律定性在我国也不同于其他国家,对其行为模式并无详尽规定。
2、信托模式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面临法律冲突
由于我国不承认SPV的公司地位,在实践中大多采用信托模式。但是,我国《信托法》规定,受托人即信托公司只是获得了资产的处分权和管理权,并未获得其所有权,更谈不上实质所有权,不符合资产证券化中真实销售和破产隔离的要求。以住房抵押贷款为例,银行即特殊目的载体利用金融杠杆在相同债权资本的条件下,创造出更大的收益,不用等债务人的清偿或债权的实现即可提供新的贷款,此时,银行对作为资产的债权是拥有完全实质意义上的所有权的,这是对特殊目的载体的基本要求。
3、资产证券化交易在司法上存在不确定性
    一般被定性为融资行为或债权买卖行为,体现为银行或企业对其所拥有的债权通过金融方式转变后,增加资产信用及证券评级,从而增加资本价值。但是,这仅仅是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现存发展状况,以融资和债权买卖来圈定法律的适用范围或许尚不足够。另外,原始权益人和特殊目的载体的主体仅限于金融机构,若是开放给普通消费者,双方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不公平境地也需要法律进行司法矫正。
因此,在进一步明确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法律定性的同时,可制定《资产证券化暂行条例》,着重对基础资产范围、SPV的设立及其经营活动、信用增级方式、抵押支撑证券的评级、发行程序等方面进行规制。其次,为了避免法律规避行为,我国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在设立SPV时,应尽快明确其主体性质,不应是附属于发起人的子公司,也不应是用于特殊目的的空壳公司,其他国家实践中用制定特别法的方式解决此问题,我国至少应确认其法人实体地位。最后,目标资产在特殊目的载体完成金融转换之后,应属于破产隔离,因此,避免发起人和特殊目的载体的合体,着重于其资产分离,才是实现资产证券化中SPV的机构设置基础。
四、总结
资产证券化机制的设计精妙之处就在于SPV的设立,将原始权益人的固定资产转变为流动性较强的资产,增加资产量的同时,向资本市场注入新形式的资产,带动资本交易的多样性,最终活跃了资本市场。但SPV本身存在的缺陷也不容忽视,人为设置一个司法上具有不确定性的机构进行创新交易,其与发起人在现实中难以区分,发生“实体合并”,SPV被认为是发起人的工具甚至附属物,已经证券化的资产仍然是属于发起人财产的一部分。另外,SPV在进行信用增级的过程中,使其准备发行的证券获得更高的资信评级,从而有利于降低筹资成本,吸引投资者,大大便利了无政府背景的金融机构参与进来。最后,在风险控制方面,SPV与其自身引起的破产风险和其他相关主体的破产风险相隔离,除了保证特殊目的载体的专用性即不能从事除了资产证券化外其他的业务之外,还应考虑原始权益人的破产风险,目标资产与原始权益人的原有资产相隔离,达成真实销售与担保融资的实现。
因此,资产证券化的构想的确有利于资本增加和市场发展,其具体操作过程和法律定性及规制上仍有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加以完善,才能真正发挥出其功效与职能。
参考文献:
【1】李晓安:《资产证券化与法律监管》,《法学论坛》,“法律适用”板块,2015年第四期
【2】李尚公(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主任);沈春晖(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资产证券化的法律问题分析》,
【3】张红艳:《国外证券化的发展情况及对我国的启示》,10.16834/j.cnki.issn1009-5292.2007.06.030
【4】张兵:《从国外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谈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推行》,《现代经济探讨》,2000年第8期
【5】秦亚东:《论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法律风险---从美国次贷危机谈起》,《当代法学》,第23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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